帕特里克·戴蒙德（伦敦玛丽女王大学社会学、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系公共政策教授）在《对话》网站撰文，剖析英国部长级官员与文官关系破裂的根源，并探讨修复这一关系所需的条件。
英国政府内部，部长与文官之间的关系正持续恶化，这一趋势至少已延续十年。自特蕾莎·梅至鲍里斯·约翰逊执政期间，双方关系因脱欧争议而日趋紧张。许多人曾期待基尔·斯塔默政府的上任能开启二者关系的“新篇章”。为象征这一新开端，斯塔默甚至要求部长们向所属文官致送欢迎信。
然而迄今，双方关系未见明显改善，部长们的不满日益加剧。首相本人亦公开批评政府机构行动迟缓、效能不彰，形容其“软弱无力”。
白厅内部近期传闻称，斯塔默及其核心团队对任命克里斯·沃玛尔德为内阁秘书一事已生悔意。沃玛尔德被视为文官体系中的传统派代表，今年7月《卫报》曾报道，因沃玛尔德未能有效推动国家政策落实，首相已表现出“任用失误”的懊恼。
矛盾并非单向。文官群体亦日益公开批评政治家。前外交与联邦事务部常务次官莫扎姆·马利克指出：“我国政府体系建基于一项原则——文官提供中立、基于证据的建议，部长则据此决策。然而当部长施政不力时，往往源于他们不愿听取建议，转而迁怒于提出建议的人。”
双方关系陷入对立，深层原因之一是普遍认为“英国国家机器正在失灵”，当前环境似乎“一切改革皆难奏效”。历届政府近年皆在政策执行环节遭遇阻力：政治家指责官僚体系效率低下、能力不足；文官则反驳称部长指令模糊，且倾向于推动破坏性的机构重组，而非专注扎实的持续改进。一旦出现失误，双方往往相互推诿。
另一关键在于文官群体自身的角色困惑：他们的职责究竟是提供咨询、辅助部长，还是深入一线监督政策落地？不同部长对文官的期望各异，而许多政治家上任时对如何有效发挥文官作用缺乏清晰认知。与此同时，外界批评文官问责机制薄弱，高级官员常能回避对重大失误的责任。凡此种种，皆加剧了当代文官体系的身份危机。
此外，跨党派政治人物日益倾向于突破既有制度规范。历史上，英国部长与文官基于互惠合作的“公共服务契约”形成稳固纽带，社会科学家伯纳德·沙弗于1970年代将这一关系阐释为文官体系的特征。这一契约精神可追溯至19世纪的《诺斯科特-特里维廉报告》，其内涵在于：文官放弃公开党派立场、部分政治权利及公众曝光，以换取终身职业保障、荣誉感及合理工时；部长则须接受基于绩效的任命制度，以此换取文官的忠诚、服从与敬业。
白厅传统模式奠基于部长与文官之间的“治理同盟”，体现着“俱乐部式政府”的氛围。双方往往因相似的阶级背景、教育经历与社会网络而彼此理解，并保持着隐性的意识形态共识。二战后的数十年间，这一模式在支持凯恩斯主义的文官体系中得以延续，彼时白厅的“劳斯莱斯级”官僚机器被誉为全球最高效的行政系统。
然而契约自1980年代初渐趋瓦解。随着政治共识破裂，部长对文官的批评日趋尖锐，且越来越多倚重外部顾问与咨询团队，致使职业文官被边缘化。政策建议的垄断格局被打破，智库与非政府组织广泛参与政策制定，文官角色逐渐向政策执行管理者倾斜——这一趋势在后续政府中不断强化。
上述变化拉大了部长与文官间的距离，但此类现象并非英国独有。近期一项跨国研究表明，全球多国官僚体系皆面临“保持向部长提供中立建议”的挑战。其背后是“政治干预”的加剧——即政治议程日益凌驾于专业判断之上，以及“虚假信息泛滥”——数字时代错误资讯的急速传播，正侵蚀着基于事实的公正建议的公信力。
在此背景下，英国可能正逐渐丧失其引以为傲的基石制度之一：一个中立、高效、专业的文官体系。尽管存在缺陷，这一体系始终是制约行政权力过度扩张的关键力量，并为部长实现施政目标提供支持。
新政府若欲扭转局面，不应止于私下批评文官，而应推行系统改革议程：既要提升文官体系的工作效能，亦须以其为支点，推动更广泛的公共部门变革。唯有重建相互信任、明确权责边界、强化协同机制，方能为修复这一重要关系创造可能。
